柔软之需，引伸又有迟缓濡滞之意。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四者为法。
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我们叫抄本做副本，即 是此意。……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顾千里校疑当作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譬如现在内地乡人捉住了做贼的人便用私刑拷打。
孝公用他的话，定变法之令，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史记》云：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六）尸佼与《尸子》：尸佼，楚人（据《史记·孟荀列传》及《集解》引刘向《别录》，班固以佼为鲁人，鲁灭于楚，鲁亦楚也。我用自己一生的时间成为我自己，我既不奴在身者（不被动物性的享乐诱惑所累，即使我完全拥有这种享乐的能力），也不奴在心者（不受制于来自别人的观念，这并不妨碍我有理解他人想法的能力），这就极大地拓展了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精神空间。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天性绝不能被任何观念框住，即使数学那样的精确性，也要在人的天性面前打败仗。支撑精神与言论自由观念的，是个人独立思考的意志与权利不容侵犯，是信仰自由。从此，道德的核心不再是幸福问题，而是自由问题——不再是感官的满足，而是超感官的心灵之满足。
这种主动性为心灵提供了新的精神维度，即在意志自由过程中自主地创造出未曾有过的新感受。凡属于精神领域的事情，要向民间放权。
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教育制度。这里的潜在，就是不得违反潜在的思想正确或潜在的道德风俗。不能简单地把启蒙理解为从外部对人和社会所贴上的某些政治口号式的标签。因为究竟如何举止才是道德的，永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要特别谨慎看待没有违法却是‘不道德的事情——要宽容这样的人与事情，给它们以活动的空间，最大限度地避免在精神与道德领域齐步走。
一个人不要掩饰自己心智的天性，不要去刻意模仿别人，更不能让别人为自己的天性做主。文革结束后，1977年北京市高考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们迷信人的幸福是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而对有钱又做官的人患抑郁症感到大惑不解。民主自由共和的旗帜高高飘扬，旧日的臣民成为公民。
为了希望党承认他这一点，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这个老实人的一生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我坚决相信，这是时下中国最为紧迫的事业。
卢梭在心灵中发现了人类新的天性（要把灵魂与心理加以区别，对身外之物的享乐感受属于心理领域。要把正确与自由区别开来。
巴金在《十年一梦》中说到他小时候读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十字军英雄记》里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但我是谁？看来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这种晦暗性恰恰是人类精神生命的崇高与情趣之所在，就像我绝不要预先知道自己的命运一样，算命的精神风俗只属于精神上的怯懦与懒汉。启蒙首先应该启迪个人活生生的内心世界，释放每个人独立的思想力和自由想象力。人被管得越多，精神素质与能力就越差。这些情形同时也是浪漫的真谛，即在不依赖任何他人的情况下而沉浸于快乐的能力。狄德罗在社交中思考，而卢梭在孤独中才会思考得最好。
作为一部完整的思想史，我们不能忽视启蒙世纪的另一半。因此，爱国的潜台词是忠君。
这个常识，就是回到人性，它是一切精神文化及其产品的出发点与归宿。没有宽阔的思想目光和容纳百川的胸怀，在精神上自我封闭，不啻重复曾经的历史悲剧。
以上种种，都在无形中制约着学生的想象力。这可能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即士大夫的最大区别。
启蒙还要往前追溯到16世纪的蒙田那里。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的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她的个人回忆录在她去世后的2003年问世，书名是《思痛录》。我们绝不能从观念出发判断卢梭。只要以上的忠还在人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那么这就是一个平庸的人、甚至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尽管这个人可能有很高的智商、有专业知识）。
缺少自由想象力，搞阴谋诡计的水平也不会很高，基本就是历史糟粕的重复。这就是卢梭写作的奥秘。
但是，相反的声音始终存在着，这些声音特别在20世纪有了令人惊异的回应。对自由的领悟属于灵魂）、一种超越自然感情的天性，因此康德才称他是道德世界里的牛顿。
启蒙之前有文艺复兴，它们都是为了解放人性。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2］普遍规律、必然性、确定性、正确性，所有这些大字眼或者大概念只是一些强加于人的观念，它们被冠以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近代以来欧洲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充分的思想自觉或思想启蒙基础上的，即政治制度之建立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基础，这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不是胜者王侯败者寇。作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伏尔泰是怎样的人？他读书写作投入政治活动是为了真理本身，而不是为了做官。哲学者，考的是对经典哲学独立思考基础上的理解力，在性质上它是抽象的、没有标准答案的。［4］这是纯粹个人玄想的乐趣，这种情调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是被批判的对象，有白纸黑字为证。
［7］来自灵魂的天然的冲劲，是以感动人的方式说服人的，而不仅在于讲道理。卢梭，这个道德世界里的牛顿，他的心灵是主动的、自发的（自发的心灵冲动）。
为什么？因为国人从古至今，就根本没有重视过思想本身，我们是一个对哲学淡漠、缺少科学观念、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3］要使我们的心灵激动起来根本不需要什么原因，一个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就能主宰它，使它骚动不安。
从以上角度，甚至可以说，光明是枯燥的，而黑暗才是精彩的。我沉醉于自己的天性之中，身不由己。
